王鼎钧：我与文学的未了缘

┃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
┃知者自知

我与文学的未了缘

© 王鼎钧／文

上篇

　　一九七六年一月，我从“中国广播公司”退休，这年我五十一岁。 
　　依“中广”公司规定，年满六十五岁必须退休，服务满二十五年可以申请退休，我已符合后一项规定，无意久留。 
　　公司当局想留下我来撰写“中广”的历史，新近成立的广播语文研究会，也希望我继续推动工作，建立节目的语文风格。这一手在情报界叫“榨柠檬”，挤干了再丢。他以含混的语气向我提起李荆荪的案子，仿佛认为这是我的弱点，更引起我的反感。 
　　总稽核陈本苞提醒我，退休以后很难再找到第二职业，我说我以文学为职业，不再去找别的工作了。“你在‘中广’也可以写稿子呀”，我得摆脱广播，追求进一步的成就，广播稿结构简单，语言浅白，题材庸俗，没法独立思考，个人也很难有完整的精神面貌。 
　　“中广”公司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，中央党部突然规定员工的退休金打七折发给。这是台湾富裕的时候，也是党库充裕的时候，依国民党的论述，台湾的繁荣进步都是国民党的功劳，倘若如此，其中当然有党工的苦劳，这时军政各界都提高了职工的待遇和福利，惟有中央党部相反。 
　　退休金的给付本来有一次付给和按月付给两种方式，这时中央附加规定，如果退休者已衰老或有心脏病糖尿病等不治之症，可以按月支领，中央期待他再领几年就死亡了事，否则一次了断，减轻日后的财务负担。 
　　接近退休年资的人都打个寒噤。管钱的人一向“只算经济账，不算政治账”，但是没想到刻薄到这般程度，大家说“简直是谋财害命嘛！”当年信誓旦旦要“同舟共济、同体共生”的领袖，居然也批准了这个缺德的办法。 
　　中央这种“弃老”的心态早就有了，“中广”来到台湾以后，跟“行政院”签下合约，“中广”负责政府的内外宣传，“行政院”支持“中广”的营运发展，根据合约，“中广”的员工都参加了政府的公教人员医疗健康保险，简称“公保”。不久中央党部开办党营事业工作人员的健康保险，命令“中广”纳入范围，保费按月在薪水内扣除，简称“党保”，我们有了两个保险。起初，中央党部收款多，付款少，后来投保人老化，老人多病，退休和死亡也接踵而来，中央的支出慢慢增加，财务人员一拨算盘，立刻命令我们一律退出党保，专享公保。 
　　党营事业的人事室主任齐集中央党部，恳切陈情，新的财务政策害了一辈子受党驱策的老牛老马，严重打击党工的忠心，还谈什么“党员以党为家”，谈什么“立千万年不朽之根基”。“中广”人事室主任袁暌九（应未迟）更直言中央失信于党员，而“民无信不立”。无奈当时“中央财务委员会”的那个主任委员的眼光只是一个“账房”，账面盈亏近在眼前，党国兴亡远在天边，他怎管得了那许多？ 
　　财务委员会为富不仁，党产累积超过新台币一千亿元（当时美元换台币一比四〇），用意在为国民党厚植根基，延续命脉。二〇〇〇 
　　年，国民党大选失利，民进党出而执政，以清算的方式追究党产的“不当所得”，我难免想起我们那百分之三十的血汗。中央党部吐出许多产业归公，新任的账房“不算经济账、只算人情账”，投资稳赔不赚的事业，贱卖地产，贵买房产，作风浪漫，动辄新台币几亿、十几亿元拱手让人，国民党自己闭门清查，发现党产实际上只剩下新台币五十亿元（美金约十六亿元），当年魏景蒙拼命中兴的“中国广播公司”，黎世芬“流泪播种”的“中国电视公司”，龚弘积劳成疾的“中央电影公司”，也都迫于形势，草草脱手。呜呼，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读到中央党部的预告：“党营事业归零”，也就是全部脱手，这大概就是“刻薄成家、理无久享”了。 
　　闲话休提，我神闲气足地退休了，挺胸昂首地退休了，中国大陆称离职为“下岗”，我确实享受到卫兵交班的轻松。古人说辞职是恢复“故吾”，我哪有故吾？我是得到“新我”。凭此一念，开启了我以后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。 
　　回家闭门思过，我作了一番回顾与检讨。 
　　我对报纸上的杂文专栏早已厌倦了，每天紧跟在新闻后面拣话题，思想越来越贫乏。我想起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在路边捡到一张钞票，从此他整天往地上看，二十年来，他捡到生锈的铁钉九千个，过期的奖券两千张，纽扣一千五百个，一分钱的硬币六百个，铅笔头五百个，玻璃瓶四百个……他的背驼了，眼睛也近视了，我觉得我也快成为那个人了。 
　　我的杂文专栏算是很出色，狮子搏兔也全力以赴，余老板说我“有把工作做好的天性”，我对人生的感悟、世相的观照，都零零碎碎宣泄了，没有时间蓄积、酝酿、发酵、蒸馏，大材小用，依小说家徐訏的说法，这是炒肉丝，用政论家杨照的话来说，这是制造日本筷子。久而久之，贪图小成小就，避难就易，执简弃繁，这个坏习惯我很久很久才革除。 
　　在报刊写文童，晚上写成的稿子，第二天早晨就发表出来，没有“高栏”需要越过，久而久之，把写作看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而且贪图急功近利，热衷短线操作，这种写作的坏习惯，我很久很久才革除。 
　　小人物写小文章，对小市民谈论小事情，若是四平八稳，子曰诗云，难以引人注意（那是大人物写大文章的风格）。报纸对杂文的期许是争取读者，增加销路，我们总得有几句耸动听闻的话做“卖点”，这几句话无须和你评论的事物相称，你只是借题发挥，或者为尖锐而尖锐，为辛辣而辛辣，读者已经看过新闻，他现在要看到的也只是你这几句话是否“过瘾”。职业的荣誉是很大的压力，令人身不由己，我们得在修辞上下功夫，大快人意而非褒贬得宜。后来革除这种坏习惯，我花了更久的时间。 
　　六十年代，副刊上的杂文专栏写出最多的过激之词（在此之前，作者拘谨，在此之后，作者高雅）。过激之词对建立一个公平的、有理性的社会并无帮助。例如说，学校是不准读书的地方（林语堂），医生的听筒是骗人的东西（郭沫若），学医无用，不过是把病人医好再让帝国主义去杀掉（鲁迅），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，理当遗臭万年（桓温），这些当年写在笔记本上的警句，我都扯下来丢进字纸篓里。莎士比亚：“生命是一个傻子说的笑话”，这句话至少不能概括全部莎剧。我为何要诱人这样思考呢，但是有时候球在脚边，不能不踢，顾不得球门旁边坐着一个孩子。我何堪再以此为业？更何堪以此名家？ 
　　《中国时报》的员工折旧率很快，虽说服务二十年可以退休，但是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，能一混二十年的人很少。我对《时报》意见很多，超出本分，大老陶百川先生说我“有正直之名”。余董事长统驭有术，他知道不可把我这样的人推出门外，而是要握在掌中。人在门外也许肆无忌惮，兴风作浪；人在掌中，任其贡献才能，消磨英年。我这个“小巫”在大巫之下，一步深、一步浅，熬到曲未终而人将散，我还是不能离开，江湖洗手，谈何容易，二十年蜚短流长，我得罪了很多人，需要《中国时报》这顶保护伞。没想到第二年有了出国的机会，更没想到这一去再也没回台湾，我可以离开《中国时报》了，我是辞职，不是退休。 
　　人过中年，精力有限，难再维持广泛的兴趣，说得好是“由博返约”，说得不好就像飞机超载，必须一件一件往下丢行李。我首先放弃的是电影，接着放弃了文学理论，然后是放弃戏剧和音乐，终于我得放弃新闻评论，甚至放弃对新闻的关心。我就像艺坛大老马寿华所说，写秦篆、写汉隶、写钟鼎石鼓，最后能把行书写好就不错了。 
　　我久已向慕“狭义的文学”，那就是通过“意象”来表现思想感情，除了修辞技巧，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。这是文学的本门和独门，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，怎么样对哲学也逊一筹，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，怎么样也输给历史，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。 
　　由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，我发表文章一直顺利，现在人生经验多一点，社会关系减一点，文学境界高一点，眼底美感添一点，经过党部挂帅，学院挂帅，本土挂帅和市场挂帅的锻炼，本领强一点，七十年代台湾物阜民丰，经济压力轻一点，风檐展书读、见贤思齐的心事重一点。我认为文章水准有三个层次，首先是“职业认可”，我在“中广”公司、《中国时报》都算好手，第二是“社会认可”，台湾各报馆各电台都愿意用我的稿子，最后是“历史认可”，作品晋入选本，名字进入文学史。我走过前面两个阶段，面临第三个阶段的诱惑，我决心不计成败毁誉往前走，放弃了是个遗憾；努力过、失败了也是遗憾。这两种遗憾有很大的分别，我既然从小立志做作家，只有选择后一种遗憾，才可以对天地君亲师有个交代。 
　　我己知道有酬世的文学，传世的文学。酬世文章在手在口，传世的文学在心在魂，作家必须有酬世之量，传世之志。 
　　我已知道有卵生的艺术，有胎生的艺术。卵生自外而内，胎生自内而外，卵生计划写作、意志写作，胎生不能己于言，行其所不得不行。卵生时作家的人格可以分裂，胎生时作家的人格统一，卵生弄假成真，胎生将真作假。酬世者多卵生，传世者多胎生。 
　　我己知道文学固然不能依附权力，也不能依附时潮流派，什么唯心唯物，左翼右翼，古典现代，都是花朵，文学艺术是花落之后的果实，果实里面有种子，花落莲成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，固然有花而后有果，可是也慎防做了无果之花。 
　　我知道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，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，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，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，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，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。一个作家除非他太不长进，他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，他得“修行”。 
　　如此这般，我为自己树起文学的标杆，我常默念《新约》一句话：我是“出重价赎回”的文学人口。 
　　我知道政治控制文艺的时代过去了，经济控制文艺的时代继之而来，作家必须能过简朴的生活。感谢上帝，我妻棣华能同甘共苦，其实只有“共苦”，并未“同甘”，她并未能分享创作的快乐，她只担当作家的寂寞。当年有人警告她，你不可以嫁给作家，作家已经嫁给了文学，不能做好丈夫。也有人对她说，作家是研究人性的，而人性是不可以研究的，你对人性最好是难得糊涂，研究人性就不能做好丈夫。真是难得，她奋不顾身和我结婚，支持我搞文学。 
　　我说过，中国文坛三十、四十年代文人相轻，有党派门户；五十、六十年代文人相害，侦察告密成风；七十、八十年代文人相忘，各自忙着赚钱。就在这“相忘”的年代，有几位人物注视着我。

　　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，研究评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学者，六十年代台湾文学“学院挂帅”，他和他的兄长、台大教授夏济安一同发生了重要的影响。夏志清教授在他写给台湾文友的信里多次提到我的作品，后来我们在台北见了面，他当面指出一些缺点和优点，他把我的《哭屋》（《碎琉璃》中的一篇）介绍给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《译丛》，译成英文发表。 
　　我到美国以后常和夏教授见面，许多年轻的学者都管他叫夏公，他平易近人，遇请必喧哗笑闹，言不及义，高潮迭起，绝无冷场，满座皆大欢喜，但是想在茶余酒后“偷”一点学问见识，绝无可能，数十年修为，常人难以做到。 
　　许多人说夏公不失赤子之心，但是没提出具体事件，我这里倒有一条，也是在宴会之中，他以一贯的“天真”作风很夸张地说，“我捧谁谁就红”，当场举在座的潘琦君女士为例。琦君拉长了脸说：“我从没红过，也从没黑过，没人捧我，我也不靠人家捧。”夏教授一向呼风唤雨，大家头一次看见有人当面顶撞他，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 
　　没多久发生了另一件事。 
　　那时大英百科全书每年出版一本“附册”，补充各科内容，其中有一条台湾文学，委托西东大学某教授执笔，这个执笔人每年都先向夏志清请教，这一年恰在“捧琦君”的茶话之后，夏公毫不迟疑地告诉他，“你写潘琦君好了”。

　　台北某大学的学生社团举办活动的时候，我认识了师大国文系杨昌年教授，他出入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戏剧四大门类，博中见精，受青年救国团倚重，大专青年爱戴。台湾的文学批评像打篮球，用西洋的规则，喊英文的口令，前辈文论多英文句法，杨昌年“种桃种李种春风”，中文简约精准，关键处每有《文心雕龙》和《诗品》笔意。由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，他屡次在演讲时、在接受访问时提到我的名字，他为散文欣赏写了专书，其中设立“寓言式的散文”，容纳我某一时期作品的特征。 
　　说来不可思议，这一因缘竟延续到他的学生，台北师范学院语教系的张春荣教授，并且再延长到张教授的学生蔡倩如硕士。 
　　张春荣是如此热爱“台湾时期”的新文学，他对我后期出版的书，每本都有恳切细密的评述，我读他有关修辞学的著述六种，他遍搜时人的佳句隽语，分类妥帖，点评中肯，我觉得他连续以修辞学的形式证明白话文学成熟了，谁也不能再说文言是绸缎，白话是粗布。他并非仅是“统统有奖”而已，他对时下作家鼓舞之中寓有匡正，肯定之中寓有鞭策，他对文学的爱是博爱，无党无我，惟精惟一，为末世文学注入活力，非仅我个人独受青眯。 
　　蔡倩如读硕士学位，写毕业论文，他的指导教授就是杨昌年和张春荣，论文的题目就是王鼎钧的散文。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的作品作了全部的观察整理，并把我的理论和创作联系起来。 
　　我酷爱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，那时有几位副刊主编对我很支持，《中国时报》为高信疆，《联合报》为痖弦，《中华日报》为蔡文甫，《青年战士报》为吴东权……那是文学副刊得时当令，那个时代已一去不返，最后无可避免，我们分离，我独自面对另一个时代。 
　　感谢我的母亲，她很会说故事。感谢基督教会，他们提供一部非常好的文学读物，《圣经》。感谢张道藩先生创办了小说创作研究组，感谢赵友培先生，他是启蒙导师，感谢王梦鸥先生、李辰冬先生，帮助我成长。一个写文章的人，他还得感谢芸芸众生，感谢他遇见、他看到的人，有人得意忘形给他看，有人老谋深算给他看，有人悬崖勒马给他看，有人赴汤蹈火给他看，有人高风亮节给他看，有人蝇营狗苟给他看，有人爱给他看，有人死给他看。这一切人成全了他这个作家。 
　　我感谢“中国广播公司”，他是我文学江湖中的一片芦苇，星月之下，供我栖身。我感谢“中国电视公司”，使我得见现代传播事业的百官之富，宫室之美，使我更了解受众的心理，用字更能到位，出语更能中的，选材更能宜时。呜呼，“前人地，后人收，还有后人在后头”，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这两家公司都易主了！ 
　　我感谢《中国时报》，“江湖满地一渔翁”，逐波鼓浪，网网不空，无穷计谋，无限精力，缔造报业帝国，右手握现实，左手抓历史，人杰形象，长在我心。一个机构并非一张团体合照，而是一座八阵图，这一认识成为日后无穷灵感的泉源。呜呼，死去原知万事空，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《中国时报》集团“一包袱”签约出售了！

　　我感谢那些“膽之在前、忽焉在后”的特务，他们的任务培养我对文字的敏感，证明“字义并不在字典里，而是在人们的脑子里”。他们了解作家是什么样的动物，文学和政权总是同床异梦，作家和政客是两种人、两条路、两颗心，作家写作是交心，你交心给他，他也不要，他知道你交出一颗心、还有一颗心，再交出一颗心、也还有一颗心，如此这般，他们帮助我探求文学的深度，帮助我知道如何营造作品的多义和象征。他们从作品探求作家的潜意识，我写作时反方向构思，把意识变现成文学，他们像索隐派红学家那样解读作品，除了他们以外，再也没有谁这样重视我们写的东西。呜呼，后来他们也星散消失了。 
　　我感谢世界上有文学，感谢我有机缘投入文学。感谢古代、现在、中国、外国，都有那么多好的作家、好的作品。感谢现在有那么多作家、读者和我同行，或者说我跟他们同行。文学之于我，如老蚕之茧，老蚌之珠，老僧之舍利，我不相信文学会死亡，如果文学该死，我也该死。 
　　关于增助之缘，这篇文章一时无法说尽，也只能说到我离开台湾之前为止，毕竟我比较重要的作品都是以后完成的，还有无尽的支持者在我远适异国的日子里出现，缘未了，文章未完。

下篇

　　台湾步入“读者养活作家”的时代，市场挂帅的利已见而弊未显，“趣味纯正”仍是大多数读者的首选，大体上还没有“劣币驱逐良币”，只是“零钱驱逐大钞”，通论不如漫谈，体系不如语录，大餐不如零食，后来有人归纳为“轻薄短小”。 
　　法令规定，作家可以出版自己写的书，我很想自写、自印、自销，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单干户。幼年时期，我见过隐士一样的自耕农，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何有于我哉！”诗人如此美化了他们。我心目中还有写《湖滨散记》的梭罗，他自己制造铅笔出售，我也没忘记郑板桥，他画竹画兰，“不使人间造孽钱”。 
　　一九四九年我到台湾的时候，本土的成年人读日文，读古典汉文，没有读“的呢啊吗”的习惯，青少年还在国音注音符号的帮助下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苦哉”。没有接受文学作品的能力，外来的“徙入者”压力大，心情坏，饱受现实煎熬，还是一叠白纸对他用处比较大。 
　　再说大家也穷，没有余钱，我手边还有几本旧书，使我想起当年做一个读者也难。施翠峰译《哈里我是纯洁的》，九十四页，一九五二年出版，每册新台币五元，可以买五个山东大馒头，全家一饱。张爱玲《秧歌》，二一〇页，一九五四年出版，每册新台币七元，夫妇二人一家两天的菜钱。我还藏有一本当年的禁书，茅盾写的《世界文学名著讲话》，开明书局出版，二八五页，我从旧书摊偷偷摸摸买到，售价二十元，人人说“你真舍得”。 
　　我必须记下，一九六八年，台湾的第四个“四年经济计划”完成了，民众的收人年年增加，一九七七年（我退休生效的这一年），每户平均所得新台币十二万元，邮政局的储蓄存款共计五百亿元，存户都是基层公教和小康人家。孩子们口袋里有了足够的零用钱，每逢星期天书店里挤满了男女学生。 
　　我必须记下，一九六八年九月，台湾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，小学毕业生不经考试，直接升入初中，从此青少年的教育程度全都提高了。省政府增设一百七十一所初中，七千六百九十八个班。到一九七〇年，台湾已有一千万人受过小学以上程度的教育，出现“全民阅读”的盛况。我们曾经应邀参观成衣加工出口，偌大的厂房里望不尽的缝纫机，缝衣的女工都是小姑娘，有人在缝纫机上摆着一本书，一个纽扣钉好以后，下一个纽扣对准针眼之前，她朝书本瞄上一眼，她看的那本书竟是钱穆的《国史大纲》。 
　　有一个名词叫“版税屋”，作家可以用版税买房子。有没有人管小说家高阳的汽车叫“版税车”？他是第一个驾车送稿的作家。 
　　出书既然有利可图，马上有人以盗印为业，照相制版的技术降低了盗印的成本，也缩短了他们作业的时间。读者反对盗印，却以买盗版书为乐，因为它便宜，这是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的矛盾。一本书如果畅销，它在发行后一个月之内就被盗印本逐出市场，作家和出版人都只是为盗印犯做马前卒，长此以往，台湾文学的发展必然因之迟缓，也许萎缩。 
　　第一个炮打盗印业的英雄是小说家王蓝，他为了保卫长篇小说《蓝与黑》的版权挺身出战，我参加了他这一役。他在法院里头打官司保护自己的权益，在法院之外，他游说国民党部、“内政部”、“立法院”和新闻媒体，呼吁保护所有文艺作家的权益，他把主观的利益客观化。他是“制宪国大”的代表，口袋里装着“中华民国宪法”，那时公私集会大半邀请他发言，他当着台上大官大老的面，向会众诵读有关保护著作权的条文。他集新闻记者、抗日英雄、民意代表、小说作家、政党骨干于一身，熟悉运作技巧，加上口才和仪表出众，把这个冷问题炒热了。 
　　说来好笑，那时候政府官员都忘了版权应该受到保护，中央党部居然有人表示，保护版权助长文学作品商业化，正确的办法是多设文艺奖，提高奖金，引导创作的方向。南部有一位作家跟盗印者对簿公庭，承办检察官认为翻印好书乃是一桩功德，予以“不起诉处分”，于是盗印者拿着法院的文书四处宣传，自称“合法翻印”。万事起头难，难在改变大家的观念，王蓝在这方面是个先锋。 
　　许多作家，包括我在内，也让自己的权利“睡眠”了，文章发表后拿到稿费，好像这就是全部的收益，出版单行本如果还有钱，那就是“外快”，有时候书已上市，“外快”没有踪影，也可以“安之”而已，王蓝为版权奋斗，多少人笑他自我宣传。 
　　我配合战役写了好几篇文章，出席有关会议助势，案件开庭审判，我到法院旁听，发现被告神态恐惧，知道事有可为。这一役的战果是，法院之内王蓝胜诉，法院之外，“内政部”答应修改著作权法，加重对盗印的处罚，中央党部允诺从中协调，早日完成立法手续，大家从“权利睡眠”中醒来，一个面团团和气生财的出版商，也辣手把盗印者送进监狱，连党国大老王云五都亲自率领警察去逮捕现行犯，他是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。作家巡查大小书店，搜罗盗版。我和隐地也曾远征桃园莺歌等地，追究出售盗版书的书商。 
　　那时著作人要享有著作权，先要经过政府审查认可，大家纷纷向“内政部”申请登记，这才发现手续诸多不便，要求仿照英美各国改为登记生效，这些愿望现在一一实现，其间又经过许多人持续努力，记得作家林海音、符兆祥都曾是重要角色。 
　　春江水暖，形成文学市场的黄金十年，白银十年。有一位朋友劝我退休以后搞出版，他说，“你的书白纸印上黑字就是钱”，一部稿子送到工厂排印，你开出两个月兑现的支票，你再把新书出版征求预约的广告送到报社，开给他一个月以后兑现的支票，广告登出来，读者四面八方向你的账户里汇钱，这笔钱够你付广告费，书印出来，你批给中盘商，再用他的钱付印刷费。“你看，这简直是无本生意嘛！” 
　　在此之前，出版社给我出过八本书，手里握着自己的书，那种温软的感觉，像母亲的手掌抚摩你微微发烫的前额，我喜欢那种感觉。据说某些人手中握着钞票的时候有这种感觉，他们发财；有些人手中握着大印的时候有这种感觉，他们升官；有些人握着手枪的时候有这种感觉，他们从军作战；或者成为将军，或者成为枯骨。如果你握着书本有这样的感觉，那也就注定了你的命运。 
　　以前那八本书销路很差，看相的人说，我得五十岁才会“成功”。我绝对无意提倡命相之学，生命中有此“插话”，聊资谈助而己。我告诉自己，岁月惊心，再不可有一日空过。 
　　如果我开一家出版社……？我犹豫过。那年代作家和出版社的关系犹如怨偶，书难销，害出版人白费力气，作家总怀疑出版社的账目弄虚作假。出版社赚钱也真难，某人骑着脚踏车，沿街向书报摊收账，摆摊的退役军人扯住他的领带要打，恰巧我碰见了，走上前抬出警备总部压住他，我知道警总有人负责仲裁退役军人和一般民众的纠纷，怕退役军人受歧视，也防止退役军人欺负平民。出版赚钱这样辛苦，想要他和作家共安乐，恐怕也是希望他作圣贤。玩票写书，种种流言可以付之一笑，写书谋生就要另当别论。自己经营自己的书，一切自作自受，心安理得，倒也能断却许多烦恼，如果连连打出王牌，奠定基础，还可以给朋友尽一点心意，那有多好。 
　　我想自己先为赚钱出几本书，安定生活，再清心寡欲写那未必净赚钱的书。《开放的人生》完稿，有九家出版社争取出版，小说家隐地创办的“尔雅”着了先鞭，我的事慢慢来，他退伍创业，应该优先。我的《碎琉璃》完成，小说组同学蔡文甫的“九歌”列为第一批新书，我得给他壮胆，他手中有了“老盖仙”夏元瑜，台大教授叶庆炳，加上我，才投下资本。好吧，我还有明天。 
　　顺便记下出版界的一则小掌故。某一出版社的老板S，对《碎琉璃》很有兴趣，我告诉他，这本书只能给“九歌”。文甫兄打算把这本书摆在第一批书的第一本，S告诉文甫，《碎琉璃》三个字不吉利，于是夏老的《万马奔腾》调上来，这年的生肖恰好是马。广告刊出后，S又来找我，认为《碎琉璃》没有得到重视，屈居第二，他预约我的下一本书，许以“好好的安排”。我说，如果有下一本，我要自己出版了。 
　　“下一本”是《人生试金石》，我决定自己出版，试试水温。 
　　《中国时报》的编译主任阎愈政经营“四季出版社”，愿意代销我的作品，他是创报元勋，编译高手，业务天才，也有行政能力。他的个性很强，《中国时报》湮没了淘汰了多少英雄豪杰的个性，惟有这位“阎老西”不改本色，余老板长期倚重，三十年不衰。他在业余搞出版，也是帮一个朋友的忙，顺便也帮了我的忙。后来他的朋友递补了“国大代表”，弃市肆而入庙堂，他们俩都退出了“四季”。 
　　阎主任给我一些指导，我这个新手就上了路。 
　　这时印刷术起了变革。本来印刷用铅字排版，打成纸型，灌以金属，称为凸凹版；新方法改用化学处理，做成一张很大的“底片”，称为平板，卷筒印刷，速度较快。我要出书，马上有好几个朋友介绍印刷厂，这才知道台北市新近增加了许多家小型的工厂，多半是一间房子，一部机器，一个师傅，一个学徒，一个老板，这种“五一工厂”设在僻巷之内，昼夜开工。那时平版印刷若是超过四千份，字迹逐渐模糊，我得同时制三块底板，找三家工厂，同步赶印，以免新书脱市。我得昼夜监工督印，如果坐在家里等候出货，他就把我的底板取下来，装上别家的，因为别家催得紧。还有封面，还有装订，也都得步步盯紧。 
　　我深夜出人僻巷，常与流氓、醉汉、娼妓、毒贩擦肩而过，看到台北市的另一样相。有一次我碰上两人争斗，亮出明晃晃的刀子硬要我做见证，无奈我听不懂台语，扫了他们的兴，好像没斗起来。我当时暗想，希望你们的孩子也读我的书。这些“五一工厂”寿命很短，往往一次承印之后就关闭了，往来账目倒是清清楚楚。品质比较粗糙，读者不甚计较。后来他们中间有人做大生意，台湾经济起飞，常有这样的创业史。 
　　到了七十年代，“徙入者”（一九四九年之后迁来的外省人）少者已长，长者己老，老者己死，“读史难知今日事，听歌不似少年声”。我常想起古代神话：穆王南征不归，一军尽化，君子为猿鹤，小人为虫沙。我想猿鹤虫沙都有后代，猿鹤的后代也许是虫沙，虫沙的后代也许是猿鹤，上一代只有抱紧教育。《开放的人生》这样的读物．总也不无小补吧。 
　　我写《开放的人生》这年（一九七五），长子风扬十岁，女儿诗雅六岁，次子又扬一岁。“人遗子，金满，我教子，惟一经”，这一经不能是三字经，世路难行，我得写点什么留给他们。台湾人口大量增加，我看到满街满巷的孩子，我又想到这些孩子跟我的孩子是同学、同事、邻居、朋友，是合作的伙伴，竞争的对手，我的孩子既然生存在他们中间，我当然希望他们都善良、都有教养，我要爱自己的孩子，就必须爱所有的孩子，于是我把我写下来的东西公开给他们看，有一天，我希望这几本书能够在中国大陆发行，回馈那里的年轻人。 
　　书能畅销，一方面由于主持者经营有方，另一方面也要作者对读者有爱心，作者的爱心读者有感应，能体会。我们只能偶尔吃馆子的菜，我们愿意永远吃母亲和妻子做的菜，无他，母亲和妻子爱你，馆子里的大师傅不爱你，他“打发”你。某作家对我说：“读者真可怜，我写什么他看什么。”没过多久，情势逆转，他写什么读者“不”看什么。 
　　当然，还有技巧。我出入广播和电视，领会了如何引起阅读的动机，满足读者的兴味，多年操练，语言文字的运用也得心应手了。美国有位音乐家倡议“不高也不低”的创作路线，是的，“不高也不低”。卑无高论，有人问我出版的意义是什么，我认为是“一张纸的价值大于一张纸”，我相信这条路可以走出来。如此这般，赚钱没有问题，写作却大受影响，看样子搞出版就得放弃创作，大才如歌德，如米尔顿，未能同时兼顾从政与创作，如巴尔札克，如杰克伦敦，未能同时兼顾经商与创作，我岂能同时做好这两件性质相反的工作，我没那样的本领。思来想去，我为文学已经付出那么多代价，好比由小沙弥到老和尚，即使西天无佛，也得修行到底。 
　　好罢，我放弃开一家出版社的计划，“人生三书”的收入足以维持我一家的生活，这就够了，少赚一点钱，多留一点写作的时间。过河卒子不能后退，但是可以左右横行，我和隐地相识多年、心意相通，他诚笃忠厚，有古人的风义。我以文学生命作赌注，请尔雅做我和读者之间的管道，一念既决，万事底定。 
　　隐地兄出名甚早，《自由青年》半月刊为读者介绍文学名著，魏子云，我，隐地都参与了。现代主义风行的时候，他写了一些出色的短篇小说，后来他投入编辑工作，先在《青溪杂志》初露才华，然后主编《书评书目》，《新文艺月刊》大展身手。他爱书，爱出版，爱作家，他后来成为一个出版家，此时已显现性向和风格。 
　　隐地的经营理念很特别。市场挂帅的时代，出版人以作家为制造商，以读者为消费者，隐地始终以作家为朋友，以读者为知音。你本来和他不是朋友，你请他出书，彼此就变成朋友了，换一个地方，也许恰恰相反，本来是朋友，出书以后变成另一种关系。他身为出版人，却长期倡导维护作家的版权，他给作家签约，舍弃相沿已久的旧版本，另拟新条文。旧版本来自上海的出版商，据说还是三十年代的产物，许多条文对作家既藐视又苛刻，版权要永久让出，作家要找保证人，书没有人买，作家要赔偿损失。当年“左翼”批评出版商剥削，曾举此为证。隐地能为作家的利益缩小自己的空间，或者说他能把出版者的利益和著作人的利益视为一体，确有过人之处。 
　　痖弦和田原，都曾和隐地一同推广新合约，然而结局不同。痖弦的上司发现出版合约的有效期只有十年，大吃一惊，十年以后，我们岂不是一本书也没有了？通知作者换约。田原负责出了一套“作家自选集”，田原去后，我收到出版者一封通函，要求作者签字放弃版税，并承认著作权为出版者所有。 
　　细数往事，没有四个“四年经济计划”，没有九年一贯义务教育，没有保护著作权运动，可能没有隐地的尔雅出版社。没有隐地，就没有《左心房旋涡》、《黑暗圣经》、《关山夺路》，更没有最后这本《文学江湖》。如果这几本书能对社会有些许贡献，都要归功于种种因缘，而“近因”比“远因”更有决定性。 
　　多年以来，尔雅约稿出书，结算版税，一直由他给每一个作家亲笔与信，他尊重作家的权益，一个诚字，一个信字，一点一画都不少。尔雅规模不大，崇尚“小而美”，始终使人觉得很亲切，九十年代以后，文学作品市场萎缩，他的出版社面不改色，一派文化人的细致从容。我自己出版的几本书，委托“吴氏图书公司”总经销，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吴登川，原在尔雅负责经理部门，经常见面，他自己创业，专搞发行。他是一位“君子商人”，果然“信义为立业之本”，迅速打下根基，树立名声，我出国以后，人走了，他的一杯茶还是热的。这也是尔雅因缘的延续。 
　　《开放的人生》出版以后，一连十年都在“畅销书排行榜”上列名。我略知市场规则，我该一本又一本与成“励志系列”，把读者的胃口填满，把可赚的钱都赚到手，直到读者懒得再买再看，使别人一时难以为继。电视连续剧就是这个样子，自己开出来的路，自己走到尽头，然后封死，不给别家电视留下空隙。我不愿意这样做，只写了三本，我用这三本书赚来的钱支持日常生活的开支，另有所图。 
　　我自己觉得我此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应该是《碎琉璃》，我一向勇于学习，评论家魏子云曾笑我“写什么像什么”，《碎琉璃》一出，我有了自己的风格，如果一直留在台北，我想我会一直这样写下去，把我最重要的人生经验与出来。 
　　励志小品偏重内容，内容被人辗转袭用，终有一天被掏空，《碎琉璃》的文学性比较高，写下去还可以再高，别人可以把素材拿去使用，“形式美”却是搬不走的“没奈何”。 
　　没想到后来有机会出国，没想到全家移民，一去三万里、心肠非故时，生活况味由“深巷明朝卖杏花”变为“拣尽寒枝不肯栖”，文章一转为《左心房旋涡》的秋声，再转为四部回忆录的涛音。 
　　国外的生活安定以后，我结束自己的出版工作，没想到收摊子比摆摊子还要难，该收的钱收不回来，该付的钱必须支出，处理退书存书都是十分劳神的事情。隐地兄和登川兄为我办理一切善后，没有让我做一件事，付一分钱，此情未了，此缘未了，“世界无穷愿无尽，海天辽阔立多时”。

　　选自《文学江湖》，王鼎钧 著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3年1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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